硕果永铸 精神永存----纪念朱宪彝教授诞辰110周年
发布时间:2017-09-19

        朱宪彝教授生于1903年1月3日,1984年12月25日因病去世。今年是朱校长诞辰110周年,与世长辞29周年。他是天津医科大学的创始人,内科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天津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前身)院长33年。
        他,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可称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他,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可称为中国著名的医学大师。
        
他,为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可称为著名医学教育家。  

追求进步  誉满终身

  朱校长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者。曾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宣传民主自由的救国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他也曾和其他爱国青年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
  解放后,1950年朱校长放弃收入丰厚的个人开业医生的职业,欣然同意受聘为天津中央医院(总医院前身)内科主任。1950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救护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首批带队赴东北后方战地医院,参加救护工作。在他的带动下,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报名,先后有十几位医药护技人员,参加了东北后方医院的救护工作。朱校长领导的天津市医务界抗美援朝委员会工作出色,受到志愿军卫生部的嘉奖。
  解放初期,天津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快天津医学人才的培养,1951年成立天津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由朱宪彝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951年6月16日,天津市政府任命朱宪彝为天津医学院院长。1952年,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1955年他作为中国医务界代表,参加了赫尔辛基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朱校长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亲历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实现了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转变。1956年,在总医院老红军院长李盛礼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天津医学院明确为正局级单位后,1957年7月26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朱宪彝同志为天津医学院院长;1959年,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任命朱宪彝同志为河北省医学科学院院长;1974年,因朱宪彝享有国际影响,被选为天津市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1977年,朱校长出席天津科技表彰大会,被选为先进个人;1978年到1982年,他先后两次被选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朱校长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望,曾被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一至九届人大代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他受到了大会表彰。面对迎来的中国科学春天,朱校长像一位上了战场的战士,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投入了天津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的大业。但是,朱校长因年事已高,工作积劳成疾,于1984年12月25日与世长辞。党和国家为纪念他为医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在天津医大校园和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为他矗立了雕像,让医大学子们和天津市人民群众永远纪念他。朱校长的精神永存人间,朱校长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医学大师  享誉中外

        朱校长1922年以优异成绩由直隶官立一中(现天津市第三中学)毕业,考入中国著名高等医学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他六十余年的医学生涯中,凭着扎实的医学功底、渊博的医学知识、丰硕的医学成果、高尚的医德医风,成为享誉中外的内分泌与代谢病专家。
  朱校长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以代谢性骨病的钙磷代谢系统研究闻名于世,成为国际代谢性骨病钙磷代谢研究的先驱者,被称为“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美国著名钙磷代谢专家Stanbury称:朱校长和刘士豪教授1941年在美国巴尔底摩《医学》杂志的著名论著中,被称为“代谢性骨病研究的奠基石”;英国学者Nardin(那顿)称之为经典文献;加拿大的Jaworski(贾瓦斯基)称朱校长为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他的钙磷代谢研究的论著30余篇,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医学期刊上。
  几十年来,朱校长始终坚持在临床第一线,每周定期到总医院出门诊和查房,基本上做到雷打不动。他热心为患者服务,经他会诊解决了很多疑难大症。他曾被中央保健局选为特聘专家,做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周总理和外交部派遣,多次为其他国家元首出国会诊。1971年至1972年,朱校长作为随员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担任保健医生。
        朱校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广大市民和医务同仁中享有“济世名医”的美誉。

求真务实  严谨治学

   朱校长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精神贯穿于他所从事的医学教育各方面。第一,坚持依靠名师办学的理念。在天津医学院筹建的初期,他亲自登门拜访天津市几位著名的医学专家,聘请他们为天津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有骨科专家方先之、肿瘤专家金显宅、儿科专家范权、妇科专家柯应夔、内科专家杨济时、耳鼻喉专家林必锦等。同时,在国内招聘多位知名专家,其中有解剖学专家张查理教授、组织胚胎学专家马仲魁教授、药理学专家宋汉英教授、化学专家王履谦教授等。
  第二,坚持加强医学基础学科建设的理念。朱校长深知基础医学是培养医学生的重中之重,他也深知天津医学院建校起步晚,与国内老牌医学院校相比,基础医学的师资力量、科研技术力量还很薄弱。他下决心用“短、平、快”办法选调基础课师资。首先从总医院各科选拔一批青年医生,充实基础师资力量,如外科刘汉绅、崔志潭、内科耿贯一、马泰、谭郁彬、周肃,妇产科王肇敏、庞文贞等。他们先后被送到北京、上海、广州等知名医学院校进修基础课教学。以后,这些同志都成长为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1960年他决定从医学系57级三年级的学生中选拔30名学生,成立基础医学专业班,毕业后大部分留校,分配到基础部各教研室,缓解基础医学师资不足的问题。朱校长在注重基础医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还重视基础课结构的调整。加大公共基础课以及数理化、外语和实验课的学时。为适应基础医学新发展,在传统基础医学课程设置上,增设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课程。
  第三,坚持培养高学历人才与培养专门技能型人才相结合的理念。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不久,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与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协商,联合创办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并于1980年开始正式招生。这一大胆改革,开创了我国地方院校开办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先河。为确保八年制专业教学质量,他用一年时间亲自听取基础课和临床课主要课程,召开了承担八年制教学教师座谈会,调整完善各学科教学计划。对三届八年制临床专业毕业学生的调查显示,100%取得硕士学位,80%考取国内外博士研究生。朱校长办学也充分考虑我国国情,重视国家对专科技能性医学人才的培养。1958年,我考入天津医科大学,朱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就提出建立多学系、多专业的综合性医科大学的构想,并派蔡公琪副校长去苏联学习考察医学教育,准备开办卫生系、口腔系、儿科系。由于当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朱校长愿望未能实现。但他的办学理念已深深印记在天医广大师生的心中。他开创的天医教育事业,经过几代天医人努力,已迈向国内一流的多学系、多专业的综合医科大学行列。
  第四,坚持对医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理念。1981年到1982年,我先后担任过总医院副院长和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分管临床教学工作。在向朱校长汇报工作和平素交谈中,他多次讲,“中国古代行医很讲仁术。当一名医生对病人要有仁爱之心,仁慈之心。对医学生要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医德医风教育。在实际工作要做到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病人无论贫富、职位高低,对其都要周到热心服务,一视同仁。”他特别强调,“教师要做医德的表率,以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来感染学生,使学生在良好的医德医风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他还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于教学科研和医疗活动中,浸注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他谈到社科部面向学生开设思想政治课和伦理道德课时说,“不仅要讲系统的理论,还要结合典型的人和事,这样才能讲深讲透,才有感召力”。另外朱校长还特别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养成良好读书习惯。要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成为创造型人才”。

注重科研 硕果累累

          朱校长在协和医学院求学期间就非常热爱医学研究,是全校有名的“科研迷”。他的业余时间,连同节假日,都花在实验室做试验上,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各种实验室操作技能。后来他被协和医学院生化教授刘士豪选中,成为刘教授的助手,开始了他从事钙磷代谢研究的生涯。
  朱校长重视科研,强调打好基础。他常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古训,激励自己和教育大家。他从青年学生起,直到晚年,坚持阅读国内外文献,所积累的读书卡片就有十几万张,并作出了系统科学的分类。他这些科研资料,连同他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的论文著作,构成了他对医学事业的一项重大贡献。直到1985年,就有20个国家的18位专家,索取他的论文。可见他的论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份量之大。
  朱校长从事医学研究,指导思想明确。坚持从解决危害人民大众健康的重大疾病出发。从他开始对钙磷代谢机理的研究,到他对营养不良性水肿、肾性骨病的研究,直到后来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以下称地甲肿和克汀病)和地方性氟骨病的研究,都是当时穷苦大众和贫困山区的多发病。1956年,他参加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一次提出,把地甲肿和克汀病作为内分泌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从此,朱校长就成为这一课题的领衔者、组织者、领导者。
  朱校长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学者,他十分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是相互分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又相互综合的特征。因此,他从事科研强调专业、学科之间相互协作与合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他领导下,开展了对地甲肿和克汀病的各学科科研大协作、大会战、大攻关。1961至1965年连续五年,他协同基础和临床、生理、生化、解剖、病理、病生理、内科、儿科、妇产科、同位素科、耳鼻
喉科、神经精神科、放射科等学科在河北省承德地区开展了地甲肿和克汀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朱校长和大家一道走遍承徳地区各县山川和村寨,调查当地社会生活状况、水源与饮食结构,进行了土壤元素分析。检查和诊断地甲肿和克汀病达几千例,进行了生长发育和血液学检查。甄选部分典型病例,分批带回总医院同位素病房,进行深入临床观察和治疗。
  1978年,朱校长为了更多了解协作省区对地甲肿和克汀病研究防治情况,不顾75岁高龄,带领科研小组,奔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安徽等地边远山区进行考察。在全国有关省区协作下,基本搞清楚了地甲肿和克汀病的发病机理,并提出一整套的防治计划。这项研究成果受到国家卫生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很快在全国各发病省区推广防治。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这两种地方病得到控制和消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朱校长和他的团队,为我国的医学事业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奉献了一生的心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潜心开展的钙磷代谢研究享誉世界,他的论文著作已成为传世经典;以他为首的“地甲肿和克汀病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他为代表的天津医科大学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由他主编的重大著作有:《代谢性骨病学》、《代谢性骨病X线诊断学》、《临床内分泌学
》。特别是,1980年出版的巨著《内科学》,全书117章、300万字。同年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甲状腺与内分泌学术会议上,国际友人称之为“内科词典”。在他倡导支持下,临床相关学科在内分泌研究方面,也取得一批成果。其中有:翟瞻粲教授主编的《妇科内分泌学》、李宝爱教授主编的《儿科内分泌学》、张殿明、徐隆绍二位教授编写的《神经内分泌学》。尹伯元教授编写的《标记免疫学》、《放射免疫监测基础》、《放射免疫临床应用》,全面总结了朱校长提出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系的测定方法,在全国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一等奖。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朱校长所开创的内分泌与代谢病事业成果丰硕、人才济济。
 

艰苦朴素 从不奢华

朱校长有一位贤惠、相濡以沫的夫人,叫赵宝镜。她是家里的贤内助。她继承了中华民族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美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由她来操办。朱校长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求学八年,穿的长衫、短褂和布鞋,都是他夫人亲自来做。1936年去美国进修时,他才第一次穿上西装和皮鞋。有一年,朱校长的长子朱玉准备考清华大学时,没有新衣穿,他夫人就连夜赶做了一件大褂,才去应考。全家过着节俭的生活,从来不搞大吃大喝。他夫人将省下的钱,几乎都用来添补朱校长买书的费用。
  朱校长对烟酒茶不沾,喜欢京戏。他购书成癖,读书成瘾,为众人所知。朱校长担任天津医学院院长几十年 ,平素衣着得体、朴实无华、落落大方,显出儒雅的学者风度。

公私分明 无私奉献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朱校长坚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用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处理工作和生活事务,公私分明,从不以权谋私,从不搞特殊化。建校初,国家给他配备轿车。他除上下班因公外出使用外,和家人办家务事从不使用。他爱好看京戏,去中国大剧院看戏都是自己买票,坐家门口的公共汽车去,从来不让学校专车接送。每年来校拜访朱校长的贵宾客人很多,凡属他个人的朋友、专家教授,不论国内国外,他都自己出钱招待。1982年,一次接待外宾宴请,朱校长主动交钱和粮票,还给分管后勤工作的杨青副院长写信说:“内装人民币300元、粮票50斤,作为近期接待外宾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补贴费用。我们当领导的一定要严格遵守。”
  朱校长在成都道住的是个人私产小楼。有时家里水管、门窗坏了,请学校派人去修理后,他每次都催促交钱,直到看到收据才放心。每年元旦,他与派出国留学的同学朋友来往信件、寄药,都自付邮费,以个人名义寄贺年片都是自己花钱,多达200余元。
  朱校长在解放前曾经私人开业行医,1950年他受聘天津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根据当时国家对知名专家实行的“赎买”政策,他的工资可以定为最高650元,但他坚决不接受,只拿了当时国家规定的一级教授工资标准330元。
  他一生不求索取,只求对国家、对医学事业多作奉献。耄耋之年,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曾对秘书吴宝荣说:“虽有鸿鹄之志,已是力不从心。”但他仍怀有壮志胸怀,表示“我虽年迈,但只有青春,没有老年。春蚕到死丝方尽,我要为‘四化’吐尽最后的一口丝。”他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存款、私有住宅、所有图书文献资料以及遗体,都献给天津医学院。” 1984年12月25日,朱校长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用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崇高的思想品德、无私奉献的精神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本文有些素材,由吴宝荣老师提供,深表致谢。本文作者栗政中为天津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原总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