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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

 

天津医科大学的医学人文学科建设是令人景仰、令人神往的。

这当然是因为,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科的许多标志性的成果处于全国医学院校领先地位。1996年,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率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名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转换中的道德建设”[批准号:96AZX023]),2000年建成了全国医学院校的第一个伦理学(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去年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通过了专家论证,2005年建成了全国高校医学伦理学课程的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2006年建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法学二级学科)和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预防医学二级学科,与公共卫生学院共建)。2007年,“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入选国家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现在,天津医大的医学人文学科正在更高的平台上快速发展。

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令人景仰、神往,更是因为,在60年的医学人文学科建设过程中医学人文学科人表现出的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苦干的工作态度、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和团结一致的良好风气。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变物质的结果。成绩是宝贵的,做出这些成绩的人们所具有的精神和品格更弥足珍贵。

医学人文学科的成绩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我作为一个参加了后32年建设的人,面对成绩,对前辈们的贡献肃然起敬,也和我的同辈们一起感到欣慰;面对未来,我和大家一起对它的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上,医学人文学科人的精神和风格即是天津医大人的精神和品格。因为,任何个别都反映着一般,共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在医大60年华诞的时候,思考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医大几代人的精神和风格,颂扬和弘扬这些精神和品格,很有意义。

一、关于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教育教学特色的形成

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医学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医学人文学科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可是,在教学中牢固树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理念、自觉贯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达到有机结合的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是个教育教学理念、方法,它首先是个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从医大医学人文学科教学的源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能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直接反映了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命题的理解,直接反映了教师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这个高度看待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自觉地在教育教学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断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水平。

(一)思想政治课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传统

医大医学人文学科是沿着思想政治课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一路走来的。我经历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社会科学教学部、医学人文科学系、医学人文学院的历任领导,从关清甫老处长、张健民教授、侯健民教授、杨镇安教授,都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认为,60年里,马列主义教研室、社会科学教学部、医学人文科学系、医学人文学院的老师们都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者,都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做出了贡献。我个人虽然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受益者。

我是19791月加入医学人文学科团队的,那时的机构名称叫“马列主义教研室”。尽管那时还没有医学人文科学概念、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人文学科,但我认为,那是今天医学人文学科的根和源头。当时兼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关清甫处长,反复要求教师们结合实际讲课,他说从理论到理论的课学生不欢迎。他特别要求年轻教师要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

那时,我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这门课怎么联系实际?联系哪些实际?是我不能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我尝试者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讲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总觉得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我看到了一本书,才茅塞顿开。那是1980年的春天,我在八里台新华书店里看到了昌潍医学院任曰宏老师的新书《漫谈医学与哲学》。《漫谈医学与哲学》采用人的健康和疾病诊断治疗过程中的例证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写作方法,一个例子印证一个哲学观点,通俗易懂。这本只有八、九万字的小册子一下子吸引了我,好象就是为我写的。买回家就爱不释手地读起来,感到特别“解渴”。用历史的眼光看,《漫谈医学与哲学》是医学哲学学科最早的出版物之一,只是医学哲学浅显的、普及性的读物,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向医学工作者普及哲学。但就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来说,它却是发挥了“启蒙”作用,使我豁然开朗,为我指明了方向。我深切地感到,医学与哲学原来是这样相近、相通啊!我一下子明确了在医学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

书看懂了,按说书上的例证完全可以用于教学,我却不敢在课堂上讲。原因是我不懂医,既怕讲错了,更怕在与学生的讨论中捉襟见肘。这正应了古人的话,“书上得来终觉浅”。怎么办?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学医。我向关清甫处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得到了他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他带我到教务处,和刘智处长讲了我的想法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刘智处长问我,是选些课听,还是系统地学。我说,系统学。他说,可不能半途而废啊。我说,肯定不会。刘处长很快就做出了安排,把我编入了八O级的一个班,让我到教材办公室领了临床医学专业的全套教材。那时,学校的学生少,教师的课程不多,刚进校的年轻老师的课相对更少。我便把绝大部分时间投入了临床医学的学习。从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从理论课到实验课,从课堂测验到期中、期末考试,我扎扎实实地地学了起来。遇到与我讲课时间冲突,就跟着另一个班学习(八0级分两个教学大班)。我觉得,有哲学教育背景的人学习医学似乎特别地顺,因为医学中到处是哲学。后来,由于教学任务越来越重,临床实习没能去,这是我至今的一件憾事。因为,临床实习是将基础课、专业课的知识、方法融会贯通的学习方式,太重要了。不过,将近4年的学习,我已受益匪浅。

总结起来,收获有三。第一,我对医学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比较深入地分析医学中的哲学问题了,这对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意义重大;第二,我可以开展医学哲学研究了,逐步形成了扎实宽广的学术方向;第三,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我有幸听了许多专家的课,化学的虞光明教授、解剖学的陈仲欣教授、微生物学的任中原教授、免疫学的郑武飞教授、生理学的张家驹教授张际国教授、病理生理学的周肃教授……,我从许许多多的老师的课上学到了医学的理念、知识、方法,也感受到了老师们的人品、学识,理解了医大深厚的文化底蕴。

学习了医学,使我的教学和研究上了台阶。课堂上,结合医学实际讲解哲学观点越来越自如,得到同学们的好评。有些同学课下还找我讨论医学哲学中的问题。经常讨论问题的有张学骞、叶伟胜等人,后来他们都进步较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许多成绩。我关于医学哲学研究的文章《从李斯特的发明看类比方法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也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记得一次,侯健民教授高兴地告诉我,《哲学年鉴》还介绍了这篇文章。我赶紧跑到资料室去查看。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更激发了深入开展医学哲学研究的热情。侯健民教授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还带着我参加了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许立人教授主编、国内多所医学院校教师共同编写的研究生用教材《自然辩证法》的编写工作。我还作为助手和侯健民教授一起完成了《现代医学家辩证思维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一文,该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获得了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二等奖。

接下来发表文章就比较顺利了。在发表论文的同时,还写了一些普及医学研究方法的文章。这些文章先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他们是怎样发现自然奥秘”的栏目播出(这是曾担任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台长的刘玉俊同志创办的一个普及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栏目),后来,刘玉俊同志把播出的文章编辑成册正式出版,书名叫《科学发现的逻辑》,其中收入了我的八篇文章。这些普及医学方法文章的写作,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历练,提高了我整理医学文献、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水平。选择了医学哲学这个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良好载体,我在教学、科研上的道路就越走越顺畅了,甚至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

可是,伴随着医学哲学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觉到,自己的理论功底需要提高。不管是对医学的宏观把握、对微观研究的认识,还是对医学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都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其实,这正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一方面,理论来自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脱离了实践,理论就会变成苍白无力的教条;但另一方面,实践也依赖理论,脱离了理论的实践,便会迷失方向。实践对理论的依赖,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理论具有普遍、全面、预见和前瞻的特性,所以能够指导和促进实践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必然会对理论的指导提出更高的要求。几年学医之后,使我迈上了医学哲学研究的台阶,在这个台阶上,视野宽广了,却相应地出现了自己的理论功底难于驾驭视界里的事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惟有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说,学医使我确定并开始了我的医学人文科学学术生涯的话,那么,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提高哲学素养则是深化理论联系实际水平的重要保障。考博并不顺利。第一年(1989年)没有考上,我矢志不愈,继续复习备考,1990年终于如愿,考取了陈晏清先生的博士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南开大学“计划内”博士生(即列入国家计划、统一人学考试,学位课程及格、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博士生)的人数不多,90级全校的博士生也就四十多人。1990-1992年,陈晏清先生只招了我一个学生。跟随陈先生三年,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学习、研究是我学术和职业生涯中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我直接感受并深刻理解了陈先生高尚的人品、广博学识、过人的睿智和勤奋,真是终身收益。那正是陈先生创建社会哲学的时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特征的揭示、对社会哲学整体框架的构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现象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使我对理论与实际结合有了极其深刻的理解,使我置身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高台之上,为日后的医学哲学研究和教学、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攻读博士学位,使我的学术水平实现了一个飞跃。19967月,《医学与哲学杂志》在第一篇的位置上刊发了我的论文《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为何滞后》,这篇文章指出并分析了医学临床实践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对医学模式研究特别是对临床上落实新医学模式起到了导向和推动作用,文章后被《健康报》大篇幅转载。同年,我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得批准,获得了6万元资助(当时最高的),这个专门研究中国医疗卫生体制转换中道德建设的项目,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产物。2000年,我率先开展了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道德进步的相关性研究,(《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道德进步》,载《中国医院管理杂志》2000年第1期)“医学模式转变在本质上是道德进步”的学术见解,被《健康报》转载。

上面,是从我的成长过程谈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绝不仅限于哲学与医学的结合,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潜心实践的也绝非我一人。事实上,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已成为医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医学人文学科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

1996年,我担任社会科学教学部主任后,和李大钦书记、周庆华教授、徐兰副教授,用了大量时间研究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采取了集体备课、标准化讲义、精彩一课、观摩教学、经验介绍等多种方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确定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要求、推广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总结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案例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教学效果的基本途径。各位教研室主任从各自讲授课程的实际出发,研究各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方案。在讲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围绕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精选例证,通过对例证的深入分析,充分说明理论,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应用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各教研室均搜集、精选了一定数量的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配合教学,有的课程已经形成配合课程全程教学的案例集。这些案例与理论、观点有机结合,使学生入耳、入脑、入心。当时,在全面总结“两课”(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简称)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我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五项基本内容,即理论联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实际、理论联系当代科技发展的实际、理论联系学生思想和学习实际、理论联系当前“热点”问题的实际、理论联系医学研究实际。这“五个联系”在各门课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的教学中,老师们突出联系的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实际,讲清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理论依据、历史必然性,讲清邓小平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让学生充分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重大意义。邓小评理论概论课的老师们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讲授中,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同当时抗洪英雄的事迹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召开“学邓小平理论,弘扬抗洪精神”论文宣读会,收到很好效果。思想品德课老师重点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人生、理想、道德、爱国的论述同学习、为人、处事、就业、出国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刻苦学习的精神。老师们还指导学生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并与团委、学生处一起组织学生编演“道德文明剧”,以小品的形式弘扬医学道德、批评不文明的行为。我记得,组织了十几场演出,编导出上百个小品剧,有歌颂医德高尚的医生的独幕剧《手术之前》,有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独幕剧《中国人》,有弘扬艰苦朴素美德的小品剧《一条连衣裙》,有批评校园不文明现象的《宿舍奏鸣曲》,有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小品剧《梦到破灭》,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的哑剧《最后的晚餐》,有指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各种心理问题的多幕剧《心理诊所》……,使学生在自编、自导、自演小品剧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运用能力,又实现了自我教育。法律基础课老师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上,除联系实际搞好课堂教学、结合大量的案例讲解法律知识外,还和学工部一起组织学生到天津监狱参观。通过监狱管理人员的介绍和实地考察,学生们对所学的法律知识有了具体、生动、深刻的认识,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我当时主要讲自然辩证法、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医学伦理学三门课。

自然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哲学)、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分别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课,侯健民教授为这两门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担任医科大学宣传部长、医大二院党委书记的赫丰年同志也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

自然辩证法是硕士生的课程。在教学中,我们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创新素质,将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讲授同当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当代医学发展的趋势结合,同医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结合。同时,为学生增设医学哲学研究专题课,讲解医学哲学的基本概念、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医学哲学论文写作方法。为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学生应用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方法解决医学问题的能力,我们指导学生结合毕业论文课题撰写用自然辩证法理论和方法解决其专业问题或评价其专业研究的论文,即写一篇医学哲学论文。尽管医学哲学论文与硕士生毕业论文是从两个角度思考问题,文章的样式也不一样;但二者是围绕同一课题进行的,彼此的作用会相得益彰。如果说,毕业课题研究和硕士毕业论文为医学哲学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医学哲学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则为硕士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指导。写作医学哲学论文的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硕士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医学哲学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即是对硕士生毕业课题进行理论思考的过程。这种思考使他们关于毕业课题的设计和实施更加全面、缜密、科学、合乎逻辑、富于创造性。事实证明,这项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帮助硕士生们写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医学哲学论文,其中数篇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李卫东同学的《雌激素与骨质疏松发病机制研究中的假说方法》(李卫东谭郁彬 黄凤岐 张金钟,载《医学与哲学杂志》1994年第2期)还获得了天津市科协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郭洪旺的《骨血供对骨折愈合的作用与系统联系的观点》(郭洪旺顾云伍 张金钟,载《医学与哲学》杂志1994年第3期)、杨学军的《系统方法在颅脑外伤研究中的应用》(杨学军杨树源 王明潞 张金钟,载《医学与哲学》杂志1994年第10期)、杨新军的《DM病因研究的综合方法》(杨新军 王建华 王正伦 张金钟,载《医学与哲学》1994年第12期)获得了三等奖;二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提高了硕士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就自然辩证法课教学改革而言,指导、帮助学生完成医学哲学论文的写作并不是目的,教改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在这门课上的教学改革,我还于1994年荣幸地获得了朱宪彝医学奖,并获得天津市优秀德育研究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两课”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是博士生的必修课。在这门课里贯彻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原则主要表现为,和研究生们一起分析当代医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医学前沿的问题。我认为,培养和训练哲学思维是博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而这种培养和训练必须结合医学实际。我有一个学术见解,当代医学已经进入了大综合时代,“综合”是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我认为,博士生应当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应当自觉地用综合的观点指导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在课堂上,我全面介绍了这个观点,并结合医学前沿的一些问题和学生们讨论,要求博士生从各自的专业实际思考医学的综合特征,请他们在课上课下交流,我一位一位地点评,帮助他们提炼其中的学术观点,引导、指导他们撰写医学哲学论文。论文交上来后,我再逐篇修改。那些年,在指导博士生写医学哲学论文上,耗用了我大量的精力,可以说是没黑带白地干。一方面,我的医学基础与医学专业博士生有距离,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学习;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哲学基础参差不齐,没有做过医学哲学研究。但我和学生们越干越有劲头。一方面,我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广泛的证明,我对当代医学的认识不断深化,我的收获很大;另一方面,学生们在思考、讨论各自专业问题的过程中对哲学指导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感兴趣,学生们的收获也很大。一个教学过程下来,每位学生都完成了医学哲学论文,虽然水平存在差异,有些论文发表了,绝大多数没能发表,但学生们的理论思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训练。我还将1999级博士生的论文汇集成册,取名为《医学前沿的哲学思考》。各个年级学生的论文从初稿到一遍遍的修改稿至今还存在我的电脑里。每每翻看,甚是欣慰。许多学生的医学哲学论文公开发表了,估算得有几十篇。前几天,我在学术期刊数据库里看到07年我离开医大后发的几篇,便下载下来。其中有侯宁宁的《免疫学对内分泌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侯宁宁 邱明才 张金钟,《医学与哲学杂志》临床决策论坛版,200612期),郑国庆的《NICE帕金森病指南与循证医学的人文精神》(郑国庆 张金钟,《医学与哲学杂志》临床决策论坛版20074期),常文秀的(《脓毒症研究的综合思路》常文秀 张金钟,《医学与哲学杂志》临床决策论坛版,20079期),王一浩的《在分析基础上重新认识再生障碍性贫血——从“综合征”到“自身免疫性疾病”》(王一浩张金钟,《医学与哲学杂志》临床决策论坛版,20083期)李红涛的《发展中的整体观念与学科综合》(李红涛张金钟,《医学与哲学杂志》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4期)。

医学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许多外省市医学院校来学习,说到底也是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原则贯彻的好。医大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在全国是很早的。最早的教科书是吴咸中院士主编的。两校合并成立医科大学后,我和侯建邦、刘洪阁老师一起讲授医学伦理学,后来杨艳红老师也加入了教研室。在教学中,我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四个结合”:一是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讲授同医学的道德传统结合,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当医生就要讲道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二是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讲授同当代特别是天津医务界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的事迹结合,让学生们感到道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就在身边;三是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讲授同当前医疗活动中的道德“热点”问题结合,引导学生们正确认识、分析当前医疗活动中的各种道德问题;四是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讲授同学生中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想法、认识结合,帮助学生解决各种思想认识上问题。比如,在结合天津市的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的事迹进行教学时,用德高望众的医务工作者的事迹激励学生,使学生感到道德高尚的医生就在身边,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的事迹既平凡又伟大,既可望又可及。我们从天津医科大学的创办者、著名内分泌专家朱宪彝教授投身新中国医学事业讲到人民好医生天津儿童医院的黄伯柱大夫为救治婴、幼儿患者鞠躬尽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的榜样的力量尤其巨大。通过大量的、生动、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医德高尚的医生的事例的讲述,学生们真的动心了,他们静悄悄地听着、思索着,沉浸在高尚医德的氛围之中。

但我仍觉得意犹未尽,实际效果不显著。反复思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提高这门课的课堂教学质量是重要的,但教学效果从课堂教学向课外拓展、实现学生接受教育向学生自我教育转化更重要。沿着这个思路,逐渐摸索出了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与教学基地建设结合的教学模式。所谓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就是把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观点具体化、物化。2001年,我们建成了第一个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就是大家熟知的“生命意义展室”。(2005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的杨桂华教授提议将“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进一步揭示了这个展室的丰富内涵和普遍的教育意义。)2004年,在元宝山陵园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遗体捐献者纪念园”。后来,“朱宪彝生平展室”和校长郝希山院士提议建设的“希波克拉底广场”都成为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在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效果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参观基地成为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与课堂教学相得益彰。

其中,生命意义展室的作用尤为显著。学生们看到朱宪彝教授主要脏器的标本,看到捐献者们一篇篇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的遗嘱,会思考什么?我以“基地前言”的形式做了一个简单的引导。我写道:“亲爱的同学们,这个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展示的是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我校人体解剖学教学的人们生前写下的一篇篇遗嘱。从遗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留下这些遗嘱的人们生前从事的工作并不相同。其中,有为新中国的建立立过战功的革命老前辈,有在文化发展史上留下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有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农民,也有为他人的健康兢兢业业奉献了一生的医务工作者。但,他们无偿捐献自己的遗体的嘱托是相同的,他们的遗嘱反映的崇高的道德境界是相同的。他们把自己的遗体奉献给医学事业的同时,也留下了崇高的、不朽的精神。崇高精神的魅力是永恒的,崇高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的遗嘱时,每个人的心灵都会被强烈地震撼,每个人的头脑都在认真思考。面对这些遗嘱,每个人都会扪心自问,我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我为他人做了些什么?今天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学习?将来以怎样的态度为他人服务?当我们的学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的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想想这些遗嘱体现的精神,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了。让我们感悟遗体捐献者的精神,学习遗体捐献者的精神,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实践崇高的道德境界。”

正如我们预期的,学生们心灵被震撼了,写出了大量的发自肺腑的观后感。到2007年,我离开医大时,共编印了8册,达150万字以上。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建设的成效,我曾做过总结。简单概括,就是:要提高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效果,必须紧密结合医学实际和学医环境、必须以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为主、必须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与此相对应的教学研究论文《按医德养成规律开展教学基地建设》发表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003年第4期上。2004年,由后来成为我学生的夏睦群翻译的该文的日文稿发表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国际生命伦理学通讯》上。

教学基地在实现教学职能的同时,还发挥了向社会传播高尚道德的作用。一是,从天津医大向全国同类院校扩展,通过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的交流,全国许多医学院校的同仁们前来参观、学习,为怎样做好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模式。二是,校外的许多单位也将基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党性教育的场所。

2002年,学校在教育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评估中同时获得优秀。本科教育的“三个特色”、七年制教育的“两个特色”中均包括“以‘德高医粹’为目标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医学人文科学教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建立职业道德教育基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教育相结合,形成全方位的培养模式”、“开展“德高医粹”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医学人文科学教学的同志们完成的。

这些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重视,获得不少荣誉。20001124日,《天津教育报》头版头条介绍了医大社科部“两课” 教学的经验。我也获得了许多荣誉,1995年、1998年,两次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师,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获得天津市教学楷模称号。1999年,国家执业医师资格制度建立后,我被聘为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当年天津医大同时被聘为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的还有妇产科专家糜若然教授)从那以后,我连续多年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命审题工作,主要负责医学伦理学的命审题。1999年,我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常务委员,后来成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2005年,我获得了天津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些荣誉,记在了我的名下,在本质上,是天津医大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结果,荣誉同时属于我的前辈们,属于我的同事们,属于今天仍在医学人文科学教育教学岗位上奋斗的人们。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平台——医学人文科学系

2001年,医学人文科学系的成立是天津医大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质的飞跃。它标志着医学人文学科建设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成为了医大众多专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加入了专业建设大循环。这既是医学人文学科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有力地促进了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在本质上,这是医学人文学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然。

医学人文科学系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和专业基础是2000年社会科学教学部(以学校名义)申报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申报法学本科专业,被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

医学人文科学系的前身社会科学教学部(简称“社科部”),主要承担全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教学任务,其性质是公共课教学。医学人文科学系成立后,采取系部合一体制,内涵有了重大扩展。医学人文科学系的基本任务是建设专业,培养哲学、法学、临床心理学专业的人才。

医学人文科学系创建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医学人文科学系自身,也是天津医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对学校整体发展的贡献。哲学、法学专业的创建拓展了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的门类。哲学专业,严格的表述是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伦理学硕士专业,法学则是一个本科专业。

硕士点建设在高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高校学术水平、办学层次、发展平台的重要标志。为此,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医学院校在没有相应本科专业的情况下申报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难度是很大的。但这对我们的人文学科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对能否获批心里没底,但觉得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应当搏一搏。

在申报硕士点的专业选择上,我动了一番脑筋。选择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很容易就确定了。主要是在伦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两个二级学科之间权衡。当时,我既是医学伦理学的教研室主任,也是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科技哲学是我涉足较早的一个领域,发表论文也比较多,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领域虽然进入较晚,但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它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吸引着我。1996年我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准立项的题目,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经过认真分析,最后选定了伦理学。在分析我们的实力的基础上,主要是考虑能够满足两个需要。一是,满足天津市伦理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当时,天津市的伦理学学科相对较弱。二是满足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我记得,申请书一遍又一遍地改,不下十遍。

我的恩师陈晏清先生对伦理学硕士点建设的支持,我永远不能忘怀。我清楚地记得,我向恩师汇报了申报硕士点的想法后,立即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他对我们学科建设的实力、特色、人才培养方向做了认真的分析和悉心的指导,认为我们申报硕士点虽有不足,但大有希望。在那关键的时刻,这是多么大的鼓舞啊!我顿感信心倍增,虽当时已身心疲惫,但仿佛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又按照恩师的指导改了两遍申请书。申报硕士点答辩时,刚好我在外地参加重要会议,周庆华教授代我向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专家做了汇报并接受了质询,而专家组组长正是恩师。结果,答辩顺利通过。恩师对学生的支持,对医大人文学科建设的支持,我是铭记在心的,每每念起,总是激动不已。

获得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标志着医大新增了一个哲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对医大研究生教育学科门类的拓展意义重大。因为,医大从此有了哲学专业的硕士点。医大获得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还填补了天津市高校研究生教育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空白,也填补了全国医学院校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空白,应当说很有示范意义。法学本科专业的建立,则填补了医大本科专业设置上的一个空白。这两个专业的建立又一次彰显了医大的整体实力。

如果说,一个学校的本科专业、研究生专业系统是一棵大树的话,从那时起,天津医大的本科、研究生专业之树上的一个新的枝杈出现了。尽管与这棵树上的其他粗壮、坚实的枝杈相比,它是弱小的,刚开始形成它的第一个年轮,但它却有着勃勃的生机和美好的未来。因为,它以学校的整体实力为依托,它萌出的力量已积累了几十年,而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医学人才培养对加强人文教育学科的呼唤,使它的产生和发展正逢其时。

硕士专业、本科专业申报成功,提出了建“系”的问题。社会科学教学部是公共教学部门的称谓,办硕士专业、本科专业,超出了公共教学部门的职能,建“系”是必然的了。“名”要“副实”;“水到了”,“渠”自然要“成”。既然要建“系”,那叫什么“系”呢?我是社会科学教学部主任、学校教务处长,当然要发表意见,并且是举足轻重的意见。

当时,有同志根据新办的哲学硕士专业和法学本科专业提出叫“哲学法学系”;有同志认为新建的“系”是建立在社会科学教学部基础上的,提出叫“社会科学系”,我都觉得不妥。思来想去,仔细斟酌,觉得叫“医学人文科学系”为好。

叫“医学人文科学系”,当时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医学人文科学系”广义上能够含概哲学、法学专业。

第二,“医学人文科学系”为以后新专业的建设留下了空间。事实证明,留下的“空间”很快就用上了。两年后,即2003年,我们创建了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心理学专业方向;四年后,即2005年,我们申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获得批准。

第三,“医学人文科学系”强调了“人文科学”与“医学”的结合。这决定了我们新办的本科专业和硕士生专业的特色。构思新专业之始,我就拿定了主意,我们的专业要办出特色。理由很简单,有特色才有实力、才能后来居上。

第四,“医学人文科学系”肩负着在全校各个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的责任,有利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学校人文氛围的营造。这是医学人文科学系的重要职能。我始终认为,医学人文科学系办的好不好,一要看医学人文科学系的学科和专业,看医学人文科学系培养出学生的水平,二要看医学人文科学系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看对其他专业人才培养的作用。后来,我就医学人文科学对包括医学人才培养在内的医学发展的作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提出,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认为“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通俗地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犹如两块盘石为医学的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大基石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块基石出问题,当代医学大厦都会倾斜和动摇。我认为,这是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2003年我发表的两篇文章《关于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载《医学与哲学杂志》2003年第12期)、《医学教育的人文底蕴》(载《医学教育》杂志第3期),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关于创建、发展医学人文学科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意义,后面我还会说到。因为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显凸,已经成为包括教育家、医学家、甚至各界人士的共识;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还因为,天津医大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上,走在了前面。

新建一个系,是学校的大事,其称谓当然很重要,得上校长办公会、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讨论、决定。

我记得,在校长办公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建一个学系很有必要,也一致同意新系的名称叫“医学人文科学系”。当有人提出,是否同时撤消“社会科学教学部”建制时,郝校长立即表态,“社会科学教学部”建制不能撤,因为“社会科学教学部”的教学和研究职能仍然存在,“医学人文科学系”与“社会科学教学部”应当实行“系部合一”体制。这个决定是正确、重要的。既明确了新建的医学人文科学系的职责,又确保了社会科学教学部已有的职责不削弱。很快,学校党委发文,决定成立医学人文科学系,任命李大钦同志为党总支书记,徐兰同志为系副主任,我为系主任。

20048,我为学校党委起草了《进一步加强医学人文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我校医学人文科学学科建设和教学的优势,实现德高医粹的培养目标,强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促进医学与人文学科的相互融通、发展,进一步提高医学人文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水平,构建医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搭建医学人文科学创新平台,深化医学人文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意见”包括三部分。在“加强医学人文学科专业建设”部分,提出了“加强医学人文学科的基本思路”,即“充分预见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社会需求,体现前瞻性;推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体现创新性;切实发挥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医学教育的人文理念,制定医学人文科学长远规划、近期目标和发展策略。在办学层次上,力争创建新的硕士点,积极筹划博士点;在专业设置上,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社会需求,注重学科交叉,既发展新的本科、研究生专业,又注重在已有专业基础上拓展新的专业方向;在人才引进上,面向创建新的、高层次专业的需求,面向提高医学人文科学教育的整体水平,立足高学位、高素质、高职称,为办高层次的医学人文专业、开展高层次的医学人文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人才提供保障。”“意见”提出,医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关键是“特色”。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优势,保持和发展特色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校法学专业(医事法律方向)作为法律与医学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要继续坚持“法”与“医”的结合、“法”与“德”的结合,坚持早期司法实践,努力创建和形成国内领先的医事法律本科教育模式。在医学心理学专业方向建设上,要依托我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优势,坚持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探索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式。在伦理学硕士点建设上,要发挥伦理学与医学结合的特色和优势,加强高层次医学伦理学人才的培养,探索医学人文学科硕士点建设的规律,设计和筹备博士点。同时,总结和推广伦理学硕士点建设的经验,加快人文学科其他硕士点的建设。

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教育教学理念突出地表现在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专业,法学、临床心理学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上。

二、关于医学人文学科的专业建设

伴随着医学人文科学系的成立,怎么办好专业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面前。如果说,医学人文科学系的成立是实至名归的话,那么,办好法学和伦理学专业则是对医学人文科学系“名”要“副其实”的基本要求。当时,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可想而知的。

(一)硕士点建设

在申报时间和批准时间上,伦理学硕士点是在法学专业之前,但由于硕士生招生计划下达和报名、考试时间的原因,法学专业却走在了前面。第一届法学专业本科生2001年进校,2002年,伦理学第一届硕士生才入学。

我们的硕士生培养方向是两个: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基础理论;当时的硕士生导师也是2人:周庆华教授和我。近十年来,这个硕士点培养了许多学生,已有十几位同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陆于宏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她本科读是临床医学专业,是以优异的成绩留校的本科毕业生。当时,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需要进一位教师,我决定从优秀的临床医学毕业生中选择。这与我对医学哲学人才培养的认识有关,也基于我个人学习、教学、研究的经验。我觉得,医学哲学人才是复合性人才,既需要哲学功底,也需要医学功底。可以是哲学教育背景的人学医,我走的就是这条路;也可以是医学背景的人学哲学。当时,学校曾接收过一位哲学硕士,我用自己经历说明哲学背景的人学习医学的重要性,要求他学习医学,但那位同志最终选择了离开,到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发展。起初,我很不理解,我为你指了一条我自己已经走过的成功的路,你却不走。后来,对那位年轻人的选择多少有了些理解。当时,那位同志已经25岁,面临着交女朋友、结婚,市场经济的大潮和诱人的经济收入,使他放弃了教师岗位。陆于宏走的是医学教育背景的人学哲学的路。医大本科毕业生留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印象,那年全校共有十一、二个本科生中留校的岗位。陆于宏的综合排名很靠前,她选择是“自然辩证法教师”岗位。经过面试,我们几位部领导一致同意她任自然辩证法教师,同时对她明确提出了学习哲学的要求。陆于宏边工作,边学习,本来要求她考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我们的硕士点建成了,她便考取了我的研究生。

写到这里,我找出了第一个研究生陆于宏的培养记录。

2003312与陆于宏讨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初步将选题确定为‘关于剖宫产的医患关系研究’”

2003329日进一步研究陆于宏讨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嘱她:查文献,准备写两篇综述。着手写《剖宫产术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516日,嘱陆于宏写《抗击SARS与道德进步》”

66日,看到陆于宏的文章。”

2003621日,与陆于宏谈硕士论文。多个角度的分析:

剖宫产的历史与现状,

剖宫产的中外比较,

剖宫产的医疗方面(从剖宫产评价医学进步的利与弊,),

剖宫产的产妇及其家属方面(流行病学调查),

剖宫产的经济学分析(从剖宫产看卫生经济的道德内涵),

剖宫产与健康教育的责任(从剖宫产看健康教育的道德内涵)”

2003719日与陆于宏谈硕士论文,增加‘剖宫产医患关系的道德本质’嘱她:1、考虑论文的整体布局;

2、将成熟的部分写出来。”

2004414日,陆于宏来。研究学位论文。嘱她:先将《剖宫产术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及对策研究》修改好。”

2004127日拟出新的大纲:

和谐医患关系论

——关于剖宫产医患关系的伦理思考

一、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与伦理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意义)

二、剖宫产医患关系的特殊性

三、剖宫产医患关系和谐论

四、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两点:第一,要求研究生思考和研究现实问题,特别是思考研究具有显著社会意义的医学问题;第二,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比较严格,硕士论文选题比较早,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就开始指导学生思考毕业论文的选题。

剖宫产中的医患关系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剖宫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对于发生头盆不称、臀位、胎儿宫内窘迫、过期妊娠、羊水过少、前置胎盘、胎膜早破、活跃期阻滞、妊高征等适应征,是为了避免对胎儿的损伤和危害,挽救胎儿的生命才采取的措施。但剖宫产的发生是有一定比例的。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剖宫产率在小型医院应为10%左右,大型医院为1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已远远超过这一比例:在欧美发达国家剖宫产率为20-30%,南美国家为40%,据天津市某大医院妇产科主任介绍,在中国,剖宫产率已超过40%,而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无大幅度下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众对剖宫产存在错误认识。一份来自上海的调查结果显示,34.2%的孕妇认为剖宫产对胎儿最安全,而在希望剖宫产分娩的孕妇中,这一数字高大81.4%。还有些孕妇认为剖宫产的儿童更健康更聪明,理由是手术产的小孩不受挤压,不会有脑部缺血、损伤等情况发生。其实正常分娩时,虽然胎儿头部会受到挤压,但受压的同时,也是对脑部血管循环加强刺激,为脑部的呼吸中枢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为什么回出现这种情况?

我国的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包括医学科学本身的发展;人们对于正常分娩的认识存在误区;传统封建习俗的影响;剖宫产指征的人为扩大 ;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影响;防御性医疗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在这里不仅有医学原因、社会原因,还有非常深刻的伦理道德原因。通览以上诸多原因的分析,几乎每一点都与医生的道德相关。剖宫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术式的日益改进,是医学技术发展的标志。但在医学实践的道路上时刻存在着尖锐、深刻的道德问题。忽略道德,医学就会走偏,就会误入歧途。因此,降低剖宫产率、维护母婴安全也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社会责任。我把陆于宏硕士论文的关键词确定为“剖宫产率;母婴利益;医患关系”。

每个研究生的培养都是一个故事。限于篇幅,其他学生的培养不一一叙述,仅将他们的论文题目录于后。田东霞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构》、张桂锋论文的题目是《个体健康对他者的责任——健康促进观念新维度》、冯磊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乡村卫生防疫中道德建设研究》、唐健论文的题目是《医患沟通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和实现方式》、骆叶论文的题目是《中国药品安全的伦理监控》、武鹭鸽论文的题目是《艾滋病防治中的道德建设》、岳凯辉论文的题目是《健康管理中的道德建设》、王钰涛论文的题目是《禁娼、防治性传播疾病的法与伦理相关性研究》、曹佳音论文的题目是《知情同意原则与和谐医患关系之构建》、陈嵌论文的题目是《医疗安全的伦理监控》。学生们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研究生培养既是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对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研究生的一个个选题都很具体,但都有研究意义,都可以小题大作,都是比较好的研究方向。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反映了我们硕士专业建设,乃至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注重实践。河北医科大学边林教授在参加我的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辩时曾说,这些年,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称得上学派的,就属天津的实践学派了。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赞誉,着实不敢当。但边林教授一语中的,说到了我们的刻意追求。

我始终认为,医学伦理学是植根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的。尊重实践、深入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医学伦理学的规律,发展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进而用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律指导实践,应成为医学伦理学工作者的基本理念和主动自觉。

2005年,我在《中国医学伦理学》上,谈了这个认识。

我提出,医学伦理学的勃勃生机是存在于医学前沿的。当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对生命的认识、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本质的认识,对疾病的干预、治疗手段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医学进步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无论是医学研究的前沿还是临床实践的前沿,都存在着尖锐、深刻的道德问题。医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都有着深刻的道德内涵。道德进步内在于医学进步之中,医学的道德本质通过医学进步实现。新技术的应用中的道德问题是不容忽略的。忽略道德,技术就会走偏,就会误入歧途。在医学的航途中,道德是目的和航标,技术是方法和手段。没有技术,当然不会实现目的;但背离了道德,技术就会走入非人道即非医学的邪路。

当今世界,高科技背后的巨大商机,使得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行为的目的变得模糊和复杂,对从事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人的良心和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在科学家们展望克隆技术的治疗前景时,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也在展望这项技术的商业前景。基于对商业利润的预测,在这项技术研究初始,他们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基因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资源,测序结果应该无偿向全世界公开。但有些以商业利润为目标的科学研究,却在抢注基因专利,为商业运作铺路。克隆技术对于人类疾病的治疗是一个福音,但如果没有明确的道德规范,克隆技术将可能是一个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它带给人类的将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在制定有关克隆人研究的国际法规的同时,应展开与克隆的技术研究同步的甚至超前的伦理学研究。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指出,科学伦理分为两个部分,对科技界内部而言,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要求真求实,不能搞弄虚作假;对社会而言,是要讲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两方面的教育都需要加强。”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也明确规定,全体院士应当身体力行,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反对参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当然,当代医学的发展,从医学模式、医学基本观念的转变,到临床诊断治疗方法的进步,都反映着医学对道德的追求。循证医学道德内涵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循证医学的理解。循证医学促进了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的内在联系,加快了医学整体化的进程,有着深刻的道德内涵。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医学进步在证明着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价值,在张扬着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功能,也不断对医学伦理学工作者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同步发展。因为,揭示医学进步的道德本质,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职责。这就要求医学伦理学工作者深入到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去,要求医学伦理学研究不断面对和回答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置身医学研究前沿。医学伦理学要做总结、回顾性研究,更要做前瞻性研究。医学伦理学不能局限于对医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局限于对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的分析,而要置身医学前沿,与医学工作者携手研究,共同思考和解决新问题。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置身临床实践前沿。医学伦理学要关注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各种新技术研究,从病人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出发思考应用新技术的安全、有效、价格等等问题。循证医学在本质上体现了医学的探索精神,体现了医学家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

但医学伦理学研究却也存在着滞后于医学实践的倾向,制约着医学伦理学自身的发展。医学伦理学研究游离于医学实践之外,制约着医学伦理学促进医学事业发展的功能的实现。因此,要克服医学伦理学研究游离于医学实践之外的倾向。医学伦理学不是医学与伦理学简单的、机械的拼和,而是有机结合。医学伦理学是植根于医学之中的伦理学,其常青的生命力与医学生命力的常青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在医学实践之中、在医学发展的前沿存在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一个新的医学理念、一项新的医学技术能否被医学界接受、能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道德价值评判是不容忽略的。深入医学实践,探索医学前沿的道德问题,与医学的发展同步,认识、揭示、宣传医学进步的道德内涵,为科学的、道德的医学行为、发展模式辩护,批判违反伦理的行为是医学伦理学的使命,是医学伦理学工作者永恒的追求。医学伦理学学科将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发展。

医学伦理学的价值还存在于职业道德教育中。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是检验医学伦理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而提高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则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生长点。

医学发展的历史,既是医学理论、技术发展的历史,又是医学职业道德发展的历史;既是医学的科学精神传承的历史,又是医学的人文精神传承的历史;医学的发展既可以从科学的维度评价,也可以而且必须从道德的维度评价。对医学活动的道德评价从来是全方位的。因为,医学活动在动机、手段、效果上的道德追求是医学的本质特征。医乃仁术,医学职业最重道德;道德教化是医学人才培养的基本内容。

理论的魅力不仅在于深刻地反映实践,更在于能动地指导实践。而理论能动地指导实践的前提是被群众所认识和掌握。医学伦理学只有在被广大医务工作者真正认识和掌握的时候,其理论才能变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其规范才能被广大医务工作者自觉践行。这是检验医学伦理学的真理性的重要指标。

在医学职业道德教育上,我们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职业道德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大家有明确的共识;在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被列为必修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师兢兢业业的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不得不承认,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医德医风教育存在外在化倾向。

原因何在?当然有外部的原因,有医学教育面临的大环境方面的原因。与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尚未完成,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不利于医学职业道德教育,在抵消着教育的效果;在个体道德素质养成上,尚未建立完整的即符合个体成长的不同时期的、在内容和形式上紧密衔接的道德体系,即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期道德教育不够充分。

但内部的,即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本身的原因,是不能回避的。当前,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较差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课堂教学存在简单化倾向;二是缺乏生动、有形的载体;三是缺乏连续性。提高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在练内功上下工夫。要探索切实可行、效果显著的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新方法和新途径;要不断交流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经验。开展形式多样、深入人心、能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是医学伦理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我认为,解决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实践不相适应、落后于医学实践的问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就是研究医学伦理学自身,探索医学伦理学发展的规律。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在于能否不断地认识和反思自身,揭示规律并依据规律对自身的发展做出前瞻性判定。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必须贯彻哲学与生俱来的反思和批判性质,既包括对作为对象的医学活动的历史、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也包括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对对象的反思、批判,是为人们所重视的,对自身的反思、批判的重视程度却不够。其实,对对象的反思、批判和对自身的反思、批判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伦理学的功能的两个方面。不反省自身,缺乏对自身规律的认识,很难反思、批判现实。当前,医学伦理学研究尤其要注重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特别要认真研究自身发展规律。

首先,要认识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就学科性质而言,医学伦理学属于医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形成于伦理学与医学的交叉。但医学伦理学绝不是处在伦理学与医学两个学科的边境线上的学科,其学科构象不是一条线;其学科状态是横跨医学和伦理学、存在于两个学科之中并在不断向这两个学科纵深发展。严格说来,医学伦理学是一个综合学科,他不仅仅交叉于医学和伦理学之间,而且在众多学科之间交叉。在哲学内部,有医学与伦理学、辩证法、社会哲学的结合;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有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结合。这些学科的纵横交错、有机结合,将推动医学伦理学快速发展。可见,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构象是一个复杂的立体形态,医学伦理学的生命力是植根于医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之中的。这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特征。好比一棵树,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越是肥沃,根系越发达、扎得越深,其枝干就越挺拔,花叶就越繁茂,果实就越丰硕。对此,须有明确的认识。舍此,视野就有局限,认识就会出现盲点,得出的结论就存在片面性。

当代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平台和机遇,也对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因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并不等同于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当前,既存在对当代医学与伦理学的发展缺乏深刻认识的问题,也存在对其他学科的进步之于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意义缺乏认识的问题。可喜的是,医学伦理学的社会功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不仅医学伦理学学者在研究,医学专家、从事伦理学宏观研究的专家、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也加盟了医学伦理学研究。这个态势是非常有利于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个态势和推动力,使医学伦理学工作者不断加深着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发奋学习,努力钻研,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见解。这必然导致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

其次,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学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这样、那样的共识。但这方面的研究难度很大,人们的见解并不一致。其实,就学科的发展而言,人们的学术见解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学说、学派,是正常现象,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相反,一个学科,学术界的观点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这个学科就走进了死胡同,就没有了生命力,至少是进入了低谷。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才有对问题的解决,才有学科的发展。医学伦理学亦然。比如,关于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原则?“有利”原则?还是坚持“为他利己”原则?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理论上不清楚、不一致,实践上必然盲目、混乱,必然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方法。

再次,要研究医学职业道德养成规律。认识和把握医学职业道德养成规律,是做好医德教育工作的前提。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医德教育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为何事倍功半?缺乏对医德养成规律的认识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医德养成规律的探索上,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张鸿铸教授曾将医学职业道德养成规律概括为“医德层次”规律、“医德他自合律”、“医德品质形成规律”。笔者也曾冒昧地将医学职业道德养成规律归纳为,紧密结合医学实际、学医环境培养医学职业道德,在钻研医术中培养医学职业道德,在正面教育中培养医学职业道德,培养医学职业道德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培养医学职业道德要以自我教育为主。

这些认识,是医大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伦理学硕士点建设,也包括以后的硕士点建设,的指导思想。

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还必须有制度保障。我提出并起草了《医学人文科学系研究生培养制度》,其中包括:综述报告制度、中期成果报告制度、预答辩制度。这些制度既是研究生规范培养的重要保障,也通过研究生培养进一步营造了医学人文科学系科学研究氛围,促进了医学人文科学系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

2005年,新一轮硕士点申报时,医学人文科学系和社会科学教学部又申报了法学专业的一个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我还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老师们一起申报了预防医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这两个硕士点都获得了批准,两个硕士点的学科带头人也都是我。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生李风英论文的题目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车京辉论文的题目是《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研究》。

“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生林晶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我国食品安全监控系统研究》,冯静静的学位论文题目是《论甲型H1N1流感的社区防控》。

(二)法学本科专业建设

创办法学专业,回想起来,当时既有信心,也有很大的压力。信心来自对社会需要具有医疗卫生知识的法学专业人才的判断。由于法学人才不懂医,许多涉及医疗卫生的诉讼审理难,判决也难;医疗活动中的许多纠纷是由于医患双方缺乏法律意识。而培养了解医疗卫生的法学专业人才,对综合大学和政法专科大学来说,难度都很大。这正好给医学院校办法学专业留下了空间。

我记得,20009月,周淑萍副教授代表学校向天津市学位办聘请的专家们报告申办法学专业后,专家经过现场质询、讨论,认为,天津医科大学已经具备了开设法学专业的基本条件,同意报请教育部审批。当时专家们也提出了2点建议,一是确保拟调入的法学专业教师按期调入,二是在达到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办出医事法律专业特色。

专家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医学院校开办法学专业是一个创新,需要胆识;怎样办好法学专业,却需要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正确的方法。当时,我们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教师的同时,着重研究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办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经过十年的实践,今天看来,我们的法学专业在专业定位、办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都是正确的。

这可以从的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上看出来。我们的法学专业有三个基本特色:“法学与医学结合”、“法学与伦理学结合”、“早期专业实践”。

“法学与医学结合”是法学专业建设的基本定位。申报法学专业之初,我们就明确了以“医事法律”为专业方向。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在开设法学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加开了医学法学、卫生法学、医疗法律实践、医事仲裁和诉讼、正常人体学(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源生物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预防医学概论、卫生经济学、医疗保险学等课程。我们将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适应我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实践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普通法律知识和医事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能力,能够在司法部门、法律服务机构、行政机关、医疗机构等部门从事法律工作,尤其胜任与医疗卫生活动相关的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生要掌握普通法学、医疗卫生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素质,了解国内外医事法律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研究、解决当代医疗卫生活动中的法律问题的能力。”这个定位来自社会需求。依法管理医疗卫生活动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医疗卫生执法监督的水平,关系到规范医疗卫生秩序,关系到维护和提高社会医疗卫生水平健康水平。当时,医疗活动中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较多,而司法实践中既懂医学专业又懂法律的人才相当匮乏。司法人员由于不掌握与法学直接相关的医学知识,在处理和裁判医疗案件和纠纷时显得尴尬,甚至影响了公正和权威性。这样,就需要培养既有扎实的法学知识,又掌握医学专业知识的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医学院校有一定的优势。

“法学与伦理学结合”是培养高素质法学专业人才的必由之路,是法学专业教育的传统,是任何高校的法学专业都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实践上难度较大,现实中也存在问题。应当说,突出法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我们的占位是高的,做得也实,走在了前面。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因为我们已经建成了伦理学硕士点。

我想重点说说“早期司法专业实践这个特色。我认为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但在教育教学中专业实践却滞后。我要求2001级学生从一年级下学期就直接接触司法专业实践,自己分析问题。这个要求落实起来是很困难的。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启发了我。这个节目每天中午1230分播出,节目的内容是通过权威的法学专家分析评判现实案件来普及法律。我觉得这是学生们早期专业实践的极好资料,便安排一集集录下来,让学生们集中观看。到二年级上学期就要求老师指导学生练习着论文写作。这是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一个探索,是对常规的挑战。按照法学本科教育的常规,第三个学期一般是不安排专业实践活动、不要求学生写作专业论文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学生还没有学完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还不具备做科学研究的条件,开展专业实践活动为时尚早。但我觉得,“常规”未必全都合理。

就法学教育过程来说,按公共基础课部分、专业基础课部分、专业课部分、司法实践部分,将法学人才培养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是合理的。但是,决不能将这种分期绝对化。法学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说到理论联系实际,似乎只有教师在教学中才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其实不然,教师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在学习中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习,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学习,是法学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法学教育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能力。早期司法实践就是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能力的一种有效形式。因此,我主张法学专业学生应当早期进入司法实践,并对学生早期司法实践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早期进入司法实践无疑增加了法学专业教学的难度,大多数学生在4年的学习中,都在教师的指导下做过3个小项目,完成了3篇论文,无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们要指导刚刚学完专业基础课、进入专业课学习的学生写作专业论文,难度可想而知;学生们在许多专业知识尚未学习的情况下,要完成一篇专业论文,哪怕是一篇习作,必须自己学习一些甚至许多东西,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学生们结合现实司法活动选定了一个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终形成了一篇篇文章。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学生结合医事法律、结合法学与伦理学的相关性选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些文章至尽还存在我的电脑里,舍不得删去。比如,王钰涛的《浅议医疗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毛珏雯的《浅谈医患关系中的知情同意权》、崔毅的《浅析医疗机构经销产品的法律责任问题》陈玮玮的《论对手术公正存在的质疑》、刘博的《医疗纠纷中的医疗鉴定与法医鉴定》、唐健的《试论对艾滋病问题的立法》、周晓舟的《道德与法制同等重要》、车京辉的《浅谈医事法律与医学伦理道德的融合》等。本科二年级学生写的文章确实很稚嫩,但却很亲切。

到为他们编第3册论文集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应当说上了一个大台阶。其中,陈依漫同学的《关于医疗同意书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周娜同学的《论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完善》、李情同学的《完善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制度的思考》、刘俊森同学的《非法人体器官交易的刑事立法研究》、刘鹏同学的《试论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等5篇论文已经公开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5篇是怎样一个概念呢?这一届学生共45名,5位同学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占毕业论文总数的1/9。由于学术论文发表周期的原因,还有些同学的论文是在毕业后发表的。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是我们法学专业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这个成绩着实让人高兴。

我记得2001级学生在学期间论文集的书名叫《法学阶梯》。这个书名挺有讲头。法学业内人士都知道,《法学阶梯》源于公元6世纪罗马法律汇编的名称,那本法律汇编在法学史上很有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也大。我们本科学生的论文集当然不同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罗马人的法律汇编。为什么也叫“法学阶梯”呢?

事情是这样的。法学专业早期司法实践活动得到了学生们的响应。在这本论文集编撰过程中,许多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文集的名字时,一位学生建议论文集的名字叫《法学阶梯》,得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认同。我也觉得书名起得好,法学学习和研究犹如攀登阶梯。我在为2001级学生在学期间论文集《法学阶梯》写的序中写道:“‘法学阶梯’的寓意是催人向上。早期司法实践就是在攀登法学阶梯,刚刚学了一年多课程的学生写作专业论文即是迈上法学专业的第一个阶梯。第一个阶梯可能高度不够,但意义却很重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第一,就不会有第二;上了第一个阶梯,才可以再上第二、第三、第四个阶梯,才能不断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攀登。论文集是早期司法实践活动的产物,反映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当然,综合素质是有多种表现的。论文集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综合素质。”其实,让学生写作法学专业论文就是在锻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2001级学生三年级、四年级又出了论文集。水平真的象攀登阶梯一样,不断在提高。

2005年时,我校法学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就业率达到90%以上,教学、司法、卫生行政管理等用人单位对他们的知识结构,理论修养和整体素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部分学生还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深造。我们对为期四年的法学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专业建设理念、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做了全面的总结。那时,全国已有20多所医学院校开办了法学专业,还有些院校正在积极地做开办法学专业的准备工作。当时恰逢全国医学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究会筹备学术研讨会,许多学校要求将法学专业建设做一个议题,经过研究,我作为研究会的会长决定采纳这个意见,便将那次会议的名称确定为“全国医学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法学(医事法律)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我还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高等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的思考》的文章,作为会议论文和与会的兄弟院校交流。由于公务,我没能参加会议,古津贤同志代我宣读了论文,被评为唯一的一个一等奖。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2期(总148期)上。我认为论文能得一等奖,能发表,应归功于我们的法学专业建设得好,是同志们干得好。

在那篇文章中,我结合天津医大法学专业建设的实际,分析了医学院校办法学专业应当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第一是,处理好突出特色与确保专业水平的关系。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必须有鲜明的特色,这是医学院校创办法学专业的出发点,也是医学院校法学专业能在众多综合院校法学专业中立足、发展的前提。与综合院校的法学专业,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实力雄厚、水平很高的综合院校的法学专业相比较,无论是师资队伍,教学设备,还是学科氛围、国内外影响,医学院校都缺乏优势。但培养社会迫切需要的既懂法又懂医的法学专业人才的任务却只能由医学院校来完成,综合院校是难以胜任的。怎样完成历史提交给医学院校的这项工作呢?出路在特色上。立足特色建设新专业,是专业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文科、理科、工科概莫能外。医学院校建设文科专业也是如此。只有从特色上谋划构思,“弱化差距,强化差异”,才能在强手如林的文科专业中生存。没有特色,医学院校法学专业既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展。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的做法是“法学与医学结合”、“法学与伦理学结合”、“早期司法实践”。

但突出特色,并不是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的的全部。在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上,与特色同等重要的,是法学专业的一般水平和标准问题。尽管医学院校法学专业有着明确的“医事法律与卫生司法监督专业方向”,但“专业方向”是建立在专业基本水平这个基础平台之上的。法学专业的基本水平保不住,就谈不上“专业方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法学专业的基本水平是更为根本的东西,新创建法学专业的医学院校更应高度重视。达不到国家教育部关于法学专业基本水平的各项指标和专业设置的一般要求,任何一个高校的法学专业都不能存在,医学院校当然不能例外。所以,达到法学专业基本水平和专业设置的一般要求,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应成为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的一个基本理念。

在处理特色与专业一般水平的关系上,我们是两手抓,不偏废。我觉得,这是高等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的规律。在操作层面上,我们坚持了专业建设的基本原则,但不照搬综合院校法学教育模式;重视专业特色但不忽视法学专业的基本水准。

第二是,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高层次法学人才的培养,既需要理论教学,又需要实践教学,二者须有机结合。理论脱离实践,便是空洞的说教;实践脱离理论,便是盲目的实践。这些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怎样结合?

我以为,这中间有两个问题。

一是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开展课堂教学。在法学教育中,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专科院校,都存在着理论与实际不能有机结合的问题。比如,课堂上,教师干巴巴地讲理论;学生郁闷地听、记,机械地背,应付考试;实习、实践中,带教老师就案例讲案例,没有理论分析,更没有升华。所以,在法学人才培养中,探索和寻求法学和医学的融合和交叉点,无疑是增加了教学的难度。怎样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讲述理论,在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上分析案情、解决问题,形成具有鲜明医学院校特色的法学教育体系,是我们要下大工夫解决的问题,需要在教学方法上创新。为此,我们聘请了具有丰富的审理医事法律案件经验的同志为客座教授、副教授。其中包括时任和平区法院院长刘建国、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戴金增、津城律师事务所所长段洪祥等。客座教授、副教授们用鲜活的案例讲授医事法律、指导学生们选题、参加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

二是学生早期开展专业实践。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早期专业实践”的思路和人才培养模式。天津医科大学法学专业建立之初,我们就强调“早期专业实践”,克服了许多困难,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校2001级学生的“早期专业实践”开始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那时,学生刚刚上专业基础课,要分出一部分时间搞专业实践,阻力较大,既有来自学生的阻力,也有来自教师的。学生说,开展实践活动,耽误了专业课的时间;教师说,学生还什么都不懂,没法指导。当时,我们认定了这项教改的路走得对,扎扎实实地坚持了下来。效果很好。早期开展专业实践的时候,学生确实还没掌握系统的法学知识,早期开展专业实践也确实搞得学生很紧张、很有压力,但是,学生们的收获也确实大。他们带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听课、自学,思考问题,非但没有影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反而促进了学习。几年下来,学生们从早期专业实践中尝到了甜头。说到早期专业实践,学生们都很有感触,说感谢老师的一番苦心,认为当时劲儿没白费。即使曾发过牢骚的学生也诚心诚意地提醒低年级同学珍惜早期实践的机会。教师也在指导学生实践中看到了早期实践的益处。

第三是,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首先,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研究水平是法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没有一个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可能教出一流的学生。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相比,法学专业师资队伍数量不足,整体水平不高,必须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法学专业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可以通过引进人才、在职教师接受研究生教育等途径实现。但是,经常性的工作,还是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在教学上,要引导教师自觉地学习从事医学院校法学专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该补“法”的补法,该补“医”的补医;要合理设置、科学安排医学和法学课程;要加强教材和标准化讲义建设。建议会议对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做一次专门的研讨。例如,在完成教育部关于法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还要增设哪些课程?医学课程中,基础与临床课怎样设置?课时多少为佳?大家都讲一讲,通过相互借鉴,提高全国医学院校法学专业教学的整体水平。在科学研究上,要提高教师开展高水平的专业研究的能力;要提高教师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要引导教师针对医事法律和卫生司法监督开展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充实课堂教学,进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水平。目前我们科学研究的水平相对薄弱,必须加强。从法学专业的长远发展看,这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学会的作用,走联合、协作的路,在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同时,避免重复。其次,要指导学生开展法学研究。法学作为文科专业,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医事法律和卫生司法监督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总结、研究,现在的学生——这个领域未来的专业人才,必须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当包括培养学生开展法学研究的能力。我校比较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二年级时,就鼓励、要求并指导他们学习开展一些小课题研究。几年下来,到毕业时,绝大多数学生都完成了3篇论文,不少学生的论文在学校内部刊物上发表。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都比较高,有些学生的毕业论文还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

指导学生开展法学研究,在提高学生研究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研究水平。因为,学生的研究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指导学生研究必须以自己深入的研究为基础,所以,指导学生开展专业研究也有力地促进了教师的研究。教学相长是也。

第四是,处理好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与职业道德教育的关系。目前,高等教育中道德教育相对薄弱,在应用性专业人才培养中,职业道德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学教育亦不例外。对此,从事医学院校新建法学专业建设工作的同志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法学专业建设中,注重职业道德教育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是,有效地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怎样做到既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又使学生牢固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创建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德才兼备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基础的。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是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医学院校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怎样把这些方法、经验移植过来,转化成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方法,取得实效,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我们要求法学专业学生象医学专业学生一样,参观的伦理学教学基地、写观后感,还安排学生骨干担任伦理学教学基地的讲解员,为来访者做讲解,进一步受教育;我们安排学生们学习司法战线上的英模的先进事迹等。我们认为,这方面的教育工作还要进一步深入。

第五是,处理好专业建设与学校人文环境建设的关系。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建设和发展法学专业。但是,必须看到,医学院校法学专业建设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法学专业本身,它还推动着学校人文环境的建设,推动着学校的整体发展。我认为,医学在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这个观点对医学研究、临床工作和医学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它对医学教育的指导作用就是注重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加强医学院校的人文环境建设。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建设医学院校的人文环境,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事法学专业教学、研究的同志们当然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实上,法学专业的创立和建设,大大促进了医学院校人文环境建设。法学专业的师生,已经成为医学院校的人文环境建设的生力军,在医学院校人文校园建设中展示了风采。这对医学院校的人文环境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法学专业的教师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应当自觉地在法学专业建设中为医学院校的人文环境建设做出贡献。当然,医学院校的人文环境建设又会不断地为包括法学专业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建设营造更加浓郁的氛围,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是非常有利于医学院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

处理好这“五个关系”是医大法学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医大法学专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得到了办法学专业的兄弟医学院校的普遍认同。

2003年,医学人文学科大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临床医学专业的临床心理学专业方向。办这个专业方向,也是我的主意。早在1996年,研究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问题时,我就注意到,在临床上落实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需要做的许多工作中包括,培养临床心理学人才、提高临床医生的心理学知识和应用心理学方法诊断治疗疾病的能力。2000年,我担任教务处长后,就思考办临床心理学等专业方向的事。但由于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做迎接教育部对学校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评估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临床心理学专业方向的事没能提上日程。

2002年,学校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评估中双双获得优秀后,我开始着手专业拓展工作。一个学校创建哪些专业,怎么落实,是学校的大事,既要分析社会需求,又要符合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医学教育的规律,既要有魄力,更要谨慎。因为新专业建设事关学校的长远发展,事关学生的命运,关系到学生的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绝不能草率行事。

这项工作因教学评估延后了两年,并不是坏事。经过两年的思考,医学院校专业拓展的理念已经很明确,专业拓展的操作也很明确。关于专业拓展的理念,简单说是两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满足社会需求),二是有利于学校发展。所谓“学校发展”,既包括以新专业确立为标志的发展,也包括新专业促进已有专业发展,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在专业拓展操作上,最好先依托已有专业办专业方向,经过几年的专业方向建设,再将成熟的专业方向独立为新专业。专业方向“进”可“攻”,可以发展为专业;“退”可“守”,可以回到依托的专业。

在分析社会需求、已有专业实力的基础上,经过与各个学院、学系领导反复沟通,我提出在全校增办6个专业方向。这6个专业方向是:临床医学专业7年制的医学影像学方向、临床医学专业7年制的基础医学方向、临床医学专业的眼科学方向、临床医学专业的临床心理学方向、生物医学工程学的生物技术与生物信息学方向、预防医学的运动健身与康复方向。这6个专业方向在校长办公会顺利通过后,直接落实在2003年的招生计划中。当时我兼任招生办公室主任,由于办的是专业方向,学校完全可以自主,招生计划只做了稍微的调整。这6个专业方向中的临床医学专业的临床心理学方向就落实在医学人文科学系。

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临床心理学属于应用心理学范畴。历史上,心理学是从哲学分化出来的,心理学专业就设在哲学系。现在许多德高望重的70多岁的心理医师都是学心理学的,从心理学转入临床,经过学习,成为心理医师。医师资格制度实行之后,从心理学转入临床,成为心理医生的路走不通了。许多综合院校、师范院校都设立了应用心理学专业,每年都有学生毕业,这些毕业生可以做心理咨询工作,但由于不懂医,不能考取医师资格,不能开展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但是,临床上,对心理医师的需求却很大。因为,现代医学对身心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患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这些疾病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这就提出了培养心理医师的问题,但心理医师该由谁来培养呢?

我认为,心理医师应由医学院校来培养。心理医师首先是医师,医师当然要由医学院校培养。可心理医师的培养既有医师培养的一般要求,更有其特殊性。所以,应在临床医学专业开辟一个专业方向。这个决定很快在2003年抗击SARS中得到了证明。

SARS是对人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传染病,它在给病人心理上造成很大伤害的同时,也在医务人员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当时,我在天津市的定点医院——海河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针对疑似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理支持工作,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当时,学校启动了应急科研立项,解决抗SARS中面临的急迫问题,我申报的“甲类传染病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支持”获准立项。在研究中,我提出,应当建立针对甲类传染病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支持系统和评价体系。

我当时认为,在已经有效地控制了SARS疫情,绝大多数SARS患者已经痊愈出院,抗击SARS的战斗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之后,应当立足长远,认真总结这次与SARS的遭遇战的经验和教训,思考防控甲类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制与机制问题,思考甲类传染病患者的规范诊治问题。应当总结包括药物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心理支持和治疗、危重患者多脏器衰竭综合治疗在内的综合治疗的经验,总结以预防医务人员感染和维护医护人员心理健康为目标的经验。应建立针对甲类传染病的心理支持系统及其与之相对应的评价体系,同时应当建立针对从事甲类传染病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心理支持系统及其评价体系。

甲类传染病传播速度快,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这种威胁既表现在生理上,也表现在心理上。疾病对患者脏器和生理功能的损害和对患者心理的创伤,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却又相互作用方面。因此,对患者的救治,既应注重保护患者的脏器和生理功能;又要注重对患者的心理支持,使患者具有良好的配合治疗、战胜疾病的心理状态,纠正他们的焦虑、恐惧、愤怒、激越等心理,防止个别患者因绝望而出现不良后果。但后者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地落实。抗击SARS,对SARS患者的救治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有待于系统化、制度化,并在类似传染病患者的治疗中坚持。

抗击SARS,使社会各界对医护工作、对医务工作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事甲类传染病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成为当代最可爱的人,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关爱。但必须看到,对抗击SARS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尚属一种应急行为,尚不规范,尚未建立针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系统。这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就是对救治SARS患者工作的支持。因为,坚定的信心、良好的心理状态,是从事甲类传染病救治工作所必须的。做好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工作,建立完善的对从事甲类传染病患者救治工作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系统及与之对应的评价体系,是防控甲类传染病的一项基本建设,应及时总结经验,应纳入甲类传染病的防控建设体系。那项研究的成果发表在《中华医学信息导报》第18卷第14期上,还被作为重点文章收入了《天津医药》的抗SARS专集。

临床心理学专业方向建设,倾注了同志们的大量心血,得到了兄弟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我记得,为了确保基础课程教学与临床的密切结合,确保教师不脱离临床,我为几位青年教师执业医院的事找到时任总医院党委书记的赵风喜同志,风喜同志立即安排为他们注册,使他们顺利地参加临床工作。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它意义极大。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中,我们要求基础与临床有机结合,一个基本保障就是教师不能脱离临床。上个世纪80年代我学医时,一些讲基础课的老师临床功底扎实,临床实例信手拈来,使学生轻松地理解了许多抽象的概念。可后来,年轻教师的学位提高了、外语水平提高了,临床功底却没能过关,只能照本宣科地讲课。我觉得,得有机制上的保障,而临床心理学教师上临床就是很好的探索。

2008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我已到中医药大学工作。大钦书记告诉我,毕业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一些医院还早早地找到系里,预定了来年的毕业生。毕业生受到好评,主要是因为满足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主要是他们的综合素质好、专业能力强。

三、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

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历史,是一部扎实苦干的历史,是一部敢于面对挑战的历史。60年,几代人薪火相传。许多老师为医学人文学科奉献了一生,无怨无悔;许多老师年事已高,离开了他们钟爱的事业,仍关心着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许多老师正在医学人文学科教学科研一线努力拼搏着。对60年的总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非一个人能够完成。严格地说,它是一项科学研究。因为,60年的内涵太丰富了。下面几点,我冒昧地提出来,抛砖引玉。

(一)医学人文学科人的精神和品格成就了辉煌

前面我曾说到,60年里熠熠生辉的是医学人文学科人坚定的政治信念、扎实苦干的工作态度、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和团结一致的良好风气,这是医大医学人文学科不断发展的法宝。关于扎实苦干的工作态度和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前面多有涉及。下面着重谈谈政治信念和团结。

1医学人文学科人是一个政治信念坚定的群体

政治信念坚定,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容易。60年风风雨雨,医学人文学科教学有顺境也有逆境。“文化大革命”时,我没在医大,对那个特殊时期的人和事没有评价的资格,但文革后,一些人对马列主义的怀疑、一些学生对马列主义的逆反我是经历了。我认为,那时出现的“怀疑”、“逆反心理”,是对包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教师在内的同志们的政治信念的检验,对科学地说明马列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教师的政治信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马列,信马列;讲医学道德,自己要恪守道德;带着深厚的情感讲好每一节课;课外研究无禁区,课堂教学有纪律。这些我以身作则,也要求老师们做到。只“讲”不“信”、自己不照着做,是讲不好思想政治课的;对我们讲授的理论没有感情、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感情,是讲不好思想政治课的。我认为,这是医学人文学科人政治信念和态度。

医学人文学科人政治信念坚定,还突出地表现为,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清醒认识和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动落实。这里,我想费点笔墨。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性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仅仅将医学界定为自然科学。我认为,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的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我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显凸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生物医学模式植根于近现代医学的辉煌业绩之中,而近现代医学的辉煌业绩则是以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为依托、过分强调作为医学对象的人的生物学特性为特征的。忽略人的社会心理特性,无疑是片面的。

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发展的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

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对医学的人文科还与当代科技步和市场经济格地,是在对医学中存在的科至上、市至上思潮的反思和正中,引对医学的人文科注和认识

术进步和社场经济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提供了次越越高、范宽阔的平台。人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内窥镜、微侵方式、新的非手手段广泛用且效果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深化,防、诊断、治、康方法日俱增,都得益于科术进步。我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展,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仍在改着中的面貌。社场经济也直接接地促医学医疗卫生事展。市场经济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提供了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大地调动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然而,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无是科术进步,是社场经济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向的。科令人震展和在医学中的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和“科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着“市万能”。在科野里,人是静态的“物”、动态的“生物”,不是正意上的具有生物-心理-会综性的人;科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象的认识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不深刻,因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基因和基因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根源;科武装了诊断、治,不断为疾病的辟道路,也形成了分依。市场经济面影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用,造成医疗卫源的浪。拜金主、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

至上、市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的重,不能不引们对这错误思潮的批判。但认为,科至上、市至上思潮之于医学只是外在的西。医疗接受错误思潮的影,根源于医疗自身。在医疗中本应给予强、重西未得到强和重,才抵不住错误思潮的侵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认识。人们终发觉,已有的医学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认识模糊念,仅仅将医学判定自然科是不正确的。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

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同时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

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问题出在医学的基本理念上。在“医学是自然科学”这一根深蒂固的医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机械的、片面的还原成为医学的基本逻辑思路,医学的基本目标仅仅被设定为找到疾病发生的物质原因和治疗疾病的物质手段,而疾病发生的社会、心理原因和治疗疾病的社会、心理方法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划定在医学的基本视野之外。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理论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医学实践中,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仍然是“盲点”,心理、社会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原则仍未落实。只见健康、疾病现象的生物学基础,不见医学的心理、社会基础。在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里,医学人文科学没有地位,也很少建树,是本该结实粗壮、枝繁叶茂却发育迟缓、瘦弱无力的分支。其实,正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基本性质一样,医学人文科学是医学的重要学科群。关于人的健康、疾病现象的研究,不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思考,不引入医学人文科学概念,就会偏离本质。近年来,医学人文科学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但不能进入医学的主流,只在边缘徘徊。所以,要确立“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基本理念。医学人文科学研究要克服边缘化、外在化倾向,要深入医学实践、置身医学前沿。人文科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要携起手来,研究事关医学发展的医学问题。比如,人的心理、免疫、神经、内分泌几大系统的相关性研究,生活方式病的个体预防和社会预防,心身疾病和身心疾病的综合治疗等,都是事关医学发展的十分诱人的研究题目。

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还提示,医学精神是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一体的精神。在医学活动中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要弘扬人文精神;在医学教育中既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又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医学实践中,人文精神精神是然一体的,不可分割。医学工作者提高人的健康水平、防治疾病而刻苦钻研的工作度,是科精神的体,又是人文精神的体。自古以,无数医学工作者意到自己事的工作于病人、社、人任,无返医学,不惜牲生命,都体了科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合。医学中的人文精神是以代科术为的精神,医学中的科精神是充人文关怀的精神。从医学的人文科反思医学教育,必然得出重视并强化医学教育的人文底,使受育者认识医学的人文科,形成坚实医学以人本的理念和人文素,掌握人文科的理和方法的结论方面的工作薄弱,是前和今后相当长个时医学教育改革的任

上面这些论述的文字,是我对医学基本性质的理解,是医大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医学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工作的内容。

2医学人文学科人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团结一致,是医大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基本保障。团结是力量,团结成就了医学人文学科。无论是它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时期、社会科学教学部时期,还是它的医学人文科学系、医学人文学院时期,它都是一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集体。

凝聚力和战斗力首先来自于讲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本身就是讲政治,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集体里,必须讲政治。表扬先进是讲政治,开展批评是讲政治,对不安心教学工作的中青年教师的引导是讲政治。讲政治不是喊口号,讲政治时注意将大道理和小道理结合起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工作的同志气顺,心情舒畅,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充分的肯定,得到表扬和荣誉。相反,对工作不负责任,耽误工作的行为敢于批评,对严重违反纪律、给工作造成重大影响的,给以严肃处理。在注重表扬先进、弘扬正气的同时,对工作中的问题敢于“碰硬”,对不良风气敢抓敢管,敢于批评,理直气壮地抓管理。

讲政治还落实在科学管理上。要管理,就要在制度化和量化上下功夫。先后建立了有关教学、科研的一系列制度,并严格按制度办事。对违反制度的行为,不迁就、不回避,坚决批评;对严重违反制度者,按制度严肃处理。批评和处理违反制度者,既教育了违反制度的人,也保护了遵守制度的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性。为促进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弘扬正气,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建立了对教师教学情况的“量”和“质”相结合的评估体系,在这个评估体系中,每位教师可以看到其他教师的工作情况,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工作情况。谁的贡献大,谁的教学效果好,一目了然。大家看在眼里,心中有了数,互相激励,互相赶超。同时,评优,晋级、晋职也有了一定的依据。

医学人文学科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集体。教学要求高,收入低,90年代中后期,课时补贴在4.5元到6元,比较清苦,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却很高。重要的一条是领导干在前面,带头多讲课。虽然学校也有管理、科研减免工作量的规定,但同志们坚持不减免自己的教学工作量。有人说领导当的太累、太苦,心疼地说,你们就是一块钢又能打几根钉,把自己累坏了,不值得。累和苦,我们知道,但累的值、苦的值,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就得这样干,干工作就要干好,我们干在前面,同志们才没有怨言,工作才会顺利完成。

(二)领导的重视、支持为医学人文学科发展开辟了空间

从天津医学院创建到天津医科大学的今天,历任领导都给予了医学人文学科支持。老院长吴咸中院士很重视医学人文学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亲自主编了本科生教材《临床医学伦理学》,他还曾为《医学伦理学杂志》写过多篇文章。老书记崔以泰教授、老院长王正伦教授都很重视医学人文学科,关心医学人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世纪90年代初期,报考研究生须经单位领导同意,当年我报考博士研究生就是崔以泰老书记签字同意的。校长郝希山院士很重视医学人文科学,在医学人文科学系的创建和发展中给予了大力支持。他还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题为《融人文精神于医学教育之中》的文章,提出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当代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指出人文课程不能脱离医学实际,医学课程要讲究人文精神,校园要有浓郁的人文氛围。(《医学与哲学杂志》2003年第3期)老书记王寒松教授亲自参加了医学人文科学系成立大会并和全系同志合影留念。老书记杨桂华教授亲自主持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成为国家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领导们的支持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舞,为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校内外的大力支持形成了促进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合力

2000年,受时任教务处处长的毕光忠同志的委托,时任教务处副处长的李必诚同志和我一起去南京铁道医学院考察法学专业建设。

说到李必诚同志,还要说说他在生命意义展室建设上的贡献。生命意义展室天津医大的一个亮点,争得了许多荣誉,由于生命意义展室的创建,我也获得了许多赞誉和褒奖。在接受赞誉和褒奖的时候,心里总有不安。我在生命意义展室建设上确实花了不少心血,但生命意义展室建设绝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功劳簿上。生命意义展室建设首先归功于伟大的遗体捐献者们。没有他们的奉献壮举,哪里会有弘扬无私奉献精神的生命意义展室,哪里会有我们工作的成绩。无论是在创建的过程中,还是在建成后我为师生们讲解、陪领导和专家们参观,我总是仿佛在与遗体捐献者们伟大的心灵对话。即使在展室的建设上,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李必诚同志就功不可没,没有他扎实苦干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就不会有生命意义展室。

生命意义展室的创意源自我接待的一例遗体捐献。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教务处加班。有人敲门,随着我的“请进!”,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从他右臂戴着的黑纱和伤感的面容,我知道来人是来办理遗体捐献手续的。我和男子握手,轻声说“请您节哀”,为他斟了一碗水,请他坐下。他告诉我,老人生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从事长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工作。在诉说中,男子一直在抽泣,几次念叨着,“老妈妈太疼爱我们了!太值得我们敬重了!”他的伤感,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母子情深”,一时语塞,无言相劝。按照接受遗体捐献的规定,我请他出示老人捐献遗体的公证书。他说还没有公证,只有老人明确表达捐献遗体的遗嘱。说着,拿出老人的遗嘱递给我。我一边介绍怎样办理公证一边仔细阅读老人的遗嘱。我一下子被遗嘱的文字所吸引、被深深打动了。遗嘱写在A4大小的两张纸上,文字清秀隽永。其中,写道“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遗体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远看得透些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又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临了,仅书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面对老人的遗嘱,我肃然起敬。这是多么执着的追求,这是多么豁达的人生境界!这是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多么好的例证啊!经男子同意,我当即复印了老人的遗嘱。这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可以用于教学。当时,我立刻想到,我们的遗体捐献始自80年代,应该还有的其他的遗嘱资料遗体捐献,我急于看到它们。转天一上班,我就问负责遗体捐献工作的李必诚同志。李必诚同志很快把遗体捐献的完整资料送到我面前。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份份地仔细阅读,我的心被遗体捐献者的奉献精神震撼了。我觉得应当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珍贵的资料,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有了建设一个展室的构想。我在许多场合表扬过李必诚同志。一份份遗体捐献者的遗嘱、一份份公证书都是他精心保存的。假如没有这些资料,肯定不会有生命意义展室的。我们的展室建成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医学院校都接受遗体捐献,但都无法仿效我们建生命意义展室。原因很简单,兄弟院校没能象必诚同志那样保留下捐献者的资料。我还记得,必诚同志的人造革仿皮黑色小提包里总是放着黑纱,那是随时准备去接捐献者遗体参加家属告别仪式时佩带的。我任教务处长期间,曾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仪式,我特别理解必诚同志和解剖学教研室的老师、司机师傅的负责任工作,没有周六、周日,不分初一、十五,他们是随叫随到的。

在生命意义展室建设上做出贡献的还有许多同志。比如,展牌的英文部分是郭凤林同志组织翻译的,译文“信”“达”“雅”,实现了展室对来华医学专业留学生教育作用。

还有,最初的展室是建在形态学教学楼(即第三教学楼)的二楼,借用的是解剖学教研室的一间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我把建设展室的构思告诉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李云生教授后,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几天就腾出了房子,我很是感动。没有云生教授的支持,那时就建不成展室。

帮助展室建设的还有许多校外的单位和同志们。比如,利通广告公司的王朝晖经理。2005年,“以提高实效性为目标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获得了天津市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当时,现代医学教育中心已落成,展室准备迁入新址,环境改善了,展室也要重新设计,做永久性建设。我提议把一万元奖金捐给展室,用于装修和布展。几位同志异口同声地赞成。准备承接装修布展工程的利通广告公司预算后发现,一万元根本不够,但为遗体捐献者的事迹所感动,他们毅然承接了工程并按期交付使用。6年过去了,展室的装修质量经受住了考验。展室搬家那天,我和我的学生们抱着朱宪彝老校长心、肺肾标本和遗体捐献者们的遗嘱,从教三楼向西楼,我默默地说着,老校长,我们搬进新楼了。那是4月,突然飘起了雪花,200多米的距离,进入新楼后,雪就停了。

再如,为遗体捐献者建造纪念园的天津市工商业者联合会和张元龙同志。没能为遗体捐献者建造一座纪念碑,曾是我的一个愧疚,是我心头的一个痛。遗体捐献者们把宝贵的遗体奉献给了医学教育,理应为他们建一座丰碑。2004年,经市红十字会的同志介绍,我见到了时任天津市工商业者联合会主席的张元龙同志。他得知我的苦恼后,当即表示支持,欣然允诺在元宝山庄陵园建设遗体捐献者纪念园。元龙同志等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令人钦佩。娄杰董事长立即落实,责成吕斌总经理、张永生副总经理具体实施。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商量沟通,多次在一起修改“奉献碑”的设计,修改、翻译铭文。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建成了遗体捐献者纪念园。根据当时的概算,纪念园的投入是一千多万元。我始终认为,遗体捐献者纪念园的建造功德无量,是伟大的奉献。纪念园不仅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告慰,更是奉献精神的弘扬。纪念园已先后成为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等单位的职业道德教育基地。

我永远望不了,2004520日上午,遗体捐献者纪念园揭幕那庄严、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25米长、四米高的奉献碑在依山望水的元宝山下巍然耸立,参加揭幕仪式的三十多位遗体捐献者家属和医大学生代表向奉献碑献上鲜花,张元龙同志和我都发表了演讲。我心中充满了对遗体捐献者的崇敬,充满了对元宝山庄陵园的感谢之情。因为,创建遗体捐献者纪念园的意义太重大了。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认为,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就是一面洗涤人的心灵、激励奋进的镜子。遗体捐献者纪念园既是缅怀遗体捐献者的场所,也是学习和弘扬伟大的奉献精神的园地。面对遗体捐献者纪念碑这面镜子,每个人都会扪心自问,我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我为他人做了些什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工作、学习,以怎样的态度为他人服务?当我们的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想想遗体捐献者的精神,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了。

总之,对为医学人文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导、专家和同事们,对支持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同志们,我永远心存感恩。作为报答,惟有不断虚心学习,努力、发奋地工作。

20071月,组织上调我到天津中医药大学工作。虽然我仍是医大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的一员,仍在带研究生、参加有关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研究、讨论,关心着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工作重心毕竟有了变化。非常可喜的是,4年来,以李大钦书记为班长的学院领导班子带领师生们又取得许许多多新成绩。我看在眼里,高兴在心上。

 

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有以下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这篇题为“医学人文学科建设回眸”的文章,说了许多医大医学人文学科的过去,但我的立意是向前的。60年一个甲子,凝视它的过去,医大医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是厚重和坚实的,其间,充满了艰辛的奋斗和传承、充满了由衷的欣慰和欢乐、充满了诚挚的敬佩和感恩。我的领导、我的老师、我的兄长、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为我指路、给我帮助,温暖着我的心。遗憾的是,有些老前辈已经故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鲜活,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永远难忘。

如果说,天津医大60年长成了一株大树的话,我们既要看到它硕壮挺拔的躯干、看到它繁茂的枝叶,更应知晓它坚实的根系。因为“根深”才有“叶茂”,才能发展。但反思过去,绝不是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忆。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总结过去,可以明确理念,振奋精神,进而把握新的机遇,创造新的辉煌,使医大医学人文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绽放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这篇文章仅是我个人的回忆,我在对这些文字负责的同时,必须指出,文中虽然讲到了有关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许多事情,但挂一漏万,并不是医大医学人文学科的历史。医大医学人文学科的历史是几代人成就的,在历史面前,我深感个人作用的藐小。如果说,医大医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一部内涵丰富、有声有色的、引人入胜的历史活剧的话,那么,为它的辉煌做出贡献的几代人,都是编剧和剧中人,所以,由大家共同书写的医大医学人文学科史才是全面的。

我建议,由医学人文学院组织一个班子,立一个项目,通过拜访老前辈,广泛问讯工作在一线的同仁,走访毕业生,查找、搜集文献资料,用编年史写作手法完成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科史。我认为,这是一件过程和结果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第三,我对天津医大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充满信心!屈指一算,我离开医大已是第五个年头。我深切地感到,这几年,医大的医学人文学科进步很快。我由衷地为医大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高兴。虽然我仅仅从事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但我仍会和同志们一起扎实工作,不懈地努力。

 

思考并着手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正是农历的阳春三月。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万物复苏,一派生机的日子里回忆过去,是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节的回忆具有向未来发展的含义。我不止一次地想到60年前的今天,朱宪彝老校长等创业者,他们是何等的伟大,他们虽然没能看到天津医大今天的辉煌,但他们是向往着今天的,他们为今天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他们的艰苦创业,哪会有今日?于是,对老一辈的敬意,由心而生!

60年一个轮回,又是辛卯。60年的内涵太丰富了,60年的实践里充满了珍贵的宝藏,太值得总结和发掘了。我边查找资料、理头绪,边写,加上工作繁忙,这篇长文竟写了将近1个月,眼见就到了谷雨。啊,人间最美四月天!天津医大、天津医大的医学人文学科,正象这最美的四月,它有着美好的过去,更有着美好的未来。